月郎国际月月爱卫生巾加盟招商

发布时间：2008-4-10 11:00:12 | 123 人感兴趣 | 1 人参与 还有289天过期

一、申请加盟一级区域代理商细则如下：

（一）资格：

1、 仅限白金、钻石级会员；

2、 获得月朗公司中国区一级区域代理资格需一次性投入资金叁万元。公司提供70套月月爱负离子卫生巾套装产品作为周转货；

（二）公司为该一级区域代理商提供相关支持：

1、 随赠产品演示箱和资料套装各五套；

2、 该一级区域代理商为本区域内的优惠顾客提供服务的,获7%的物流配送费用奖励；

3、 该一级区域代理商为本区域内的二级代理商提供服务的,获2%的物流配送费用奖励。

（三）为推广该区域市场的做出贡献的招商人（仅限公司一级区域代理商）将获得招商费的20%的奖励。

二、申请加盟二级区域代理商（配送中心）资格规定如下：

（一）资格：

1、 仅限金级以上会员；

2、 获得月朗公司中国区二级区域代理资格需一次性投入资金壹万元。公司提供23套月月爱负离子卫生巾套装产品作为周转货；

（二）公司为该二级区域代理商提供相关支持：

1、随赠产品演示箱和资料套装各两套；

2、该二级区域代理商为本区域内的优惠顾客提供服务的,获5%的物流配送费用奖励。

（三）为推广该区域市场的做出贡献的招商人（仅限公司各级区域代理商）将获得招商费的20%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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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符合

月收

（元）

公司年度额外奖励

银钻

4万

2万

不限

不限

不限

2周

不限

4000-8000

1000元

金钻

24万

12万

不限

不限

不限

2周

不限

24000-

5万元

2000元（周收入2万以下）

蓝钻

60万

30万

10万

不限

不限

2周

4周

10-20万元

海外五天四夜游

皇冠

100万

80万

80万

不限

不限

4周

8周

50万

20万车辆一部，欧美五天四夜游

皇冠大使

220万

80万

80万

40万

20万

4周

12周

100万

奔驰汽车一部，双人欧美五天四夜游

皇冠特使

480万

80万

80万

80万

80万

4周

12周

180万

五百万别墅一套，家庭全球7天6夜游

9.      区域代理模式

一级代理——区域代理：(必须具备白金卡、钻石卡会员级别)投资3万(70套),具备法人资格,公司或个体经营都可,经营范围必须有"日用品"或"妇女用品"。

①可批发给五个配送中心。

③周转

④报单7％服务费

⑤招商区域代理奖金6000元

⑥3%长期招商服务奖配送中心：

二级代理——配送中心：(必须具备金卡会员资格) 投资1万—(23套)，不必成为公司法人身份，个人身份可自由申请。

②周转

③报单5％（20元）服务费

④招商配送中心奖金2000元

10.  奖金分红银卡会员　――首购　1箱产品×430元

　　金卡会员　――首购　5箱产品×430元

　　白金卡会员――首购 12箱产品×430元

　　钻石卡会员――首购 30箱产品×430元

　　三种奖励回报　：1销售奖金　2服务奖金　3销售分红

　　1销售奖金

　　以第一条线为共享线，则

　　第二条线整组点数　×　10％　＋　

　　第三条线整组点数　×　10％　＋　

　　第四条线整组点数　×　10％　＋　

　　第五条线整组点数　×　10％∣

　　封顶额：银卡　――4000　元周

　　金卡　――12000元周　　∣

　　白金卡――50000元周　　∣

　　钻石卡――80000元周

　　2服务奖金　

　　推荐一位，领取第一代

　　推荐三位，领取第一代、第二代

　　推荐五位，领取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服务奖金点＝

　　（第一代“消费奖金点数×10％）

　　（第二代”消费奖金点数×10％）

　　（第三代“消费奖金点数×10％）

　　自正式成为会员第三个结算月开始，每月至少以会员价重复消费一套产品以获得领取当月各项奖金的资格。每星期计算／逢星期五（24：00）截数――　下星期六出奖金，金额会自动转到成员的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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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情感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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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 无题

               群狼合作/文

好色是人的天性，男人如此，女人亦如此。大家知道，在这方面最受人们推崇备至却厌恶至极的，乃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但武则天有她的伟大之处，作为一个敢做敢为的女强人，她实实在在把自己当皇帝看，把自己当成龙，而不是凤。她对男人的宠幸是正大光明的，而且学着男性皇帝们的做法，比如把自己的后宫制度化，设立名为“控鹤府”的机构，大量圈养貌美的男人和轻薄的文人。一时间，男人涂脂抹粉，邀宠吃醋，陪女皇玩榕蒲戏或说笑话，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其实比起历史上的许多男性皇帝，武则天的后宫已经是很小了，而且她也没有因为享乐抛弃了黎民苍生，国家还是被她治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自己的后宫，武则天虽然溺爱，但并不放纵，再加上她本人以严狠出名，所以当时的满朝文武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劝谏。然而事情到了后来，控鹤府在最高长官张易之的精心打理下，男宠日益增多，服务内容从单一的提供“男性温存”，逐渐增加了曲宴供奉。泡在美男堆里的武则天虽然已处七十多的古稀之年，但经不住诱惑，经常在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和诸武的陪侍下，通宵筵宴。

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饶。就在其他大臣们沉默的时候，大名鼎鼎的狄人杰出场了，不过话说回来，满朝文武也只有他出场才会有效果。很多电视剧里都描述狄人杰与武则天的关系如何如何非比寻常，《护国良相》里更是把二人写成了人前玩笑打趣的朋友，这些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多少符合史实。公元700年狄人杰去世时，武则天令朝廷哀悼三天，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说朝廷没人了，足见她对狄人杰的倚重和信任。

按照地理考察，狄人杰和武则天，属于山西老乡。前者在并州（今天的太原），后者在文水，两地相距不算太远。不过狄人杰成为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不是因为二人的同乡关系，而是因为他的卓越才干和刚直不阿的性格。唐高宗仪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大理丞是专管司法的官职，狄人杰一到任就展示出了惊人的断案能力，短短一年中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牵扯到的人多达17000，一时名声大振，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大神探。而且他正直清廉的作人风格，也受到了老百姓的称颂。这时的唐高宗已经体质变弱，不得不在背后升起一道帘子，请武则天坐在后面指挥自己。唐高宗不比父亲李世民，很多事情的处理上欠缺名君风范，比如仪凤元年，武卫大将军权善才与和左鉴门中郎将范怀义干了一件蠢事，竟然误砍了太宗陵寝的柏树。老子的坟地被人动了，高宗自然不是一般的生气，当即命令治二人的死罪。依仗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狄仁杰上奏说二人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二人）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掌握天下人生死的皇帝不发火已经够可怕了，发火的皇帝就更可怕了。然而狄仁杰面不改色，立即开始当堂辩护：“犯言直谏，自古以为难。臣以为遇桀、纣则难，通尧、舜则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杀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措其手足！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知识就是力量，唐高宗在狄仁杰这个法律专家面前自然无言以对，最终，帘子后面的武则天的强势干预，高宗被迫改变了主意，赦免了二人的死罪，改为将他们流放至岭南（今广东）。几天后，狄仁杰被拔擢为侍御史。武则天还特意把他找来，夸奖道：你日前所言，令哀家深深感佩。在那样的场面敢说那样的话，勇气可嘉，值得嘉勉。

如果说这次事件是唐高宗违心的决定，那么后来他称赞狄人杰“大丈夫”则是心甘情愿的。调露年间，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让狄仁杰负责布置路上的吃喝拉撒。当时的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征发数万人另外开辟御道。狄仁杰说：“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于是这条命令被废止，免除了并州数万人的劳役。唐高宗听说后，随口赞叹：“真大丈夫矣！”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经过几年的准备，于公元690年，登洛阳则天门(今应天门遗址)诏告天下，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到她统治的后期，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试探，她终于把除皇帝之外最有权势的位置——宰相给了狄人杰。狄人杰是个很负责任的人，对百姓如此，对皇帝也是如此。看到武则天沉溺在温柔乡里，他自然有话说。不过他的话也太硬了，直接要求武则天关闭控鹤府。他说：“臣过去请撤‘控鹤监’，不在虚名而在实际，今天‘控鹤监’的名虽已除去，但二张仍在陛下左右……”对狄仁杰的指责，武则天没有大怒，反而拐弯抹角地加以解释：“我早已知道你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你。但这件事情你不宜过问，因为我宠幸二张，实际是为了保养身体。我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已竭，因而病魔时相缠绕，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的补剂，但效果不大。沈南璆(御医)说：‘血气之衰，非药石所能为力，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我原也以为这话虚妄，试行了一下，不久血气渐旺，精神渐充，这决不是骗你的，我有两个牙齿重新长出来就是证明。”

武则天说完，还张大了嘴巴让狄仁杰看。其实张易之确实是个难得的制药师，他不光帮武则天长出了智牙，还想办法让她脱落的眉毛重新生了出来。但狄仁杰就是不依不饶，坚持说：“游养圣躬，也宜调节适度，恣情纵欲，适足贻害，希望陛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加添男宠了。”武则天只得服输地说：“你讲的是金玉良言，今后我一定会有所收敛的！”想想从前连自己皇帝老公都不怕的武则天，竟然在狄人杰面前没了霸气，足见女皇对他的敬重。

不过，聪明浪漫的武则天并没有完全戒色。当狄人杰去世后，年逾八旬的她堕落得不能自拔，造成她失去了对时局的敏锐观察和控制，在以后的兵变中，被迫退位，将大周王朝返还给李氏家族，继续大唐的历史。

引用xdw970829 的 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背后的生命焦虑

  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晚年，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发动政治运动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而且从向党外转到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如何解释毛泽东晚年这些做法的动因？他为什么要如此而为？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种观点是，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就是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他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的措施。也就是说，他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其客观效果是不好的，这就是第二种说法。

　　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他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

　　第四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狂妄自大，工于权术，因此他的政治行为已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现在这个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类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同的研究方式及由此做出的某种解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这里，我们只把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毛泽东这一辈子，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是和常人比较起来是非常地多，所以他比常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一种死亡的感觉。我拿的这本书，叫做《毛泽东的三十历险》，是一本通俗性的小册子，但是史料的基础是有的。现在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经历可以叫做死里逃生，是吧，马上就快不行了，但是一转眼又没事了。这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经历中出现了至少三十次以上，这是我们一般人都是很难经历到的。比如1935年5月26号，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的过程中间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飞机就来轰炸了。毛主席的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炸弹炸了以后，毛泽东的卫士长，叫做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后来回忆，1965年1月9号对斯诺讲，“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3]另外，像1948年4月，当时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紧急转移，转移的时候开着汽车。走到今天我们说的圣地也是五台山，那个地方路很滑，下边就是山涧。车开到那，在拐弯的时候，司机发现这个车刹失灵了。当时非常危险，司机快急死啦！最后左弄右弄，最后终于把车刹住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毛主席赶快下车！”毛泽东下车后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拍拍司机的肩膀，这人叫周希林，说“希林你救了我一命”，然后扭头就走。周希林下车一看，他的那个车轱辘，前车轱辘的一个轱辘已经有半个轱辘悬在山崖边上了。[4]

　　其次，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这些亲属是，毛泽东的两个同胞兄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 （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嫡长子毛岸英 （28岁）以及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19岁）。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对于一个有血肉之躯的个体和具体的家庭来说，我们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是应当能被人们接受的。我们知道，像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我们说，他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大一样。

　　最后，我们也注意到，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到死亡的主题。例如，毛泽东著名的政治散文，就是那时人们常说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散文，叫做深沉酣扬，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的。《为人民服务》是由于张思德烧炭那个煤炭窑塌了牺牲，毛泽东所做的悼词。这一天毛泽东交代，一定要把张思德的尸体拉回来，因为他烧炭的那个地方离延安还有很长距离，冬天的时候把那个尸体再拉过来要费很大的劲，所以当时有人建议就地掩埋。毛泽东说：张思德是四川人，他没有死在家乡，难道今天我们就让他死在乡野吗？要把他拉回来，要换新衣服，我要亲自讲话。这样，拉回来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讲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没拿稿子，《为人民服务》就是当时站在那的一个即兴发言。[5]其中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上那句著名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发挥说：“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6]《纪念白求恩》也是如此。至于《愚公移山》，则是中共七大的闭幕词。在致闭幕词之前刚刚举行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烈士们致哀的仪式，这个仪式结束以后毛泽东紧跟着致了大会闭幕词。我们这代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引用了愚公本人“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样的话。[7]这里透露出了毛泽东观念中“死亡”与“不朽”之间的相互关系。

　　所以我们说，从上面这三个方面看，实际上毛泽东和死亡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神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在这里我之所以使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经历的特殊性。

“幸存者”情结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晚年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 所以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路和框架的支持。

　　在这里，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8]在这本著作中,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Survivor）。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人们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9]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弗洛伊德晚年曾深刻地指出，在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但大多数人则对此忌讳甚深。因此只有少数真正懂得“死亡”的人，才能最深切地体味出“生命”意义的升华价值。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叫做“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0]作为一位典型“幸存者”，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彻底性”或者叫做“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纯粹性而言，不进入某种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1]他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 这时，具体的“死”（Death）就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自身了。[12]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有意义的分析工具。

“领袖意志”背后的潜意识焦虑

　　这里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 在这个几件政治事件中，我总观察，在它的背后，其实毛泽东都有他的忧虑，他的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苏共的继承人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发言的主调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讲苏共、斯大林并不再是一切正确的化身了；所谓“捅了娄子”，就说讲，这个秘密报告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3]高兴，忧虑。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1956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14]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就其动机而言，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15]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16]在毛泽东的心理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谓“念念不忘”。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显示，毛泽东在“大跃进”从亢奋到消沉的时期，1958年2月、1962年7月、1963年3月、1963年7月，曾4次阅读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并在此书邹容的肖像旁抄录了章太炎狱中赠邹容诗。因邹容只比毛泽东大8岁，故将原诗第一句“小弟”改为“小友”。诗曰：“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灜洲。快刀剪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17]

　　解读此诗，寓意深厚。或许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带有强烈毛式思维印迹的“思想事件”，因为通过邹容形象的记忆和夸张，“死亡”实际上已成为了“突破”和“超越”的重要表征。所以，“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除了意识层面上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以外，在潜意识里则明显隐藏着关于“死亡”的主题。青年英雄邹容死了，如何死？为何死？死之意义是什么？如何使贫弱的中国在邹容之死中获得永生？…… 这难道与即将来临一场政治大冒险没有任何可能的关联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号和5月20号，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两个长篇讲话中谈到死人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 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虽然这个讲话目前并未公开发表，但毛泽东的“讲话提纲”则已清除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18]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做这个话讲的时候，时间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之中。为什么在一个大跃进的高潮之中，在一个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而形成的一个集体亢奋的过程中，他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第二件事，我们说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这样的一种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就觉得不满意嘛，他就想走，就说提前下山，你们自己再去吵吧，我先走了。他把自己的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准备走。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号，这个毛泽东这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毛泽东说自己前一天晚上一连吃了三次安眠药但仍不能入睡。在会场上他抑制不住激烈的情绪，说了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按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19]会议当事人、李锐先生回忆说：“7月23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20]会议的另一位当事人黄克诚大将在《自述》也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21]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当面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对付你有此顾虑，怕难于团结你。”[22]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这个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进入了60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59年刘思齐在毛岸英牺牲10周年的时候到朝鲜为亲人扫墓，回国后就大病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1960年1月15日，她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写来的一封亲笔家书。在信中毛泽东说：“思齐儿：不知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祝你平安。父字 一月十五日。”[23]显然，上述信中的若干段落，话说得很重。我个人理解，其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家书”的限度。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再次接见蒙哥马利元帅。在24日的交谈中，他第一次正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毛泽东说：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一百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蒙格马利则说：马克思可以等一等，这里更需要你。这样毛泽东就说了那句话：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你。你现在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暂时不离，将来学邱吉尔的办法，随时准备灭亡。紧跟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 [24]

　　第三件事，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我们说的中国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例如，1月18日，当会议讨论到“大跃进”谁应当负责任时，彭真提出：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第二天，1月19日，陈伯达就针对彭真以上言论发难，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办事。…… 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在听到此话后，彭真感觉问题严重了，他紧跟着解释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面对彭、陈关于毛主席该不该负责的争论，会议主持者刘少奇则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 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随即宣布当天的会议散会。[25]1月30日下午，毛泽东讲话，公开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26]虽然自1959年初以来，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自己应负重要责任的话，但像此次会议这样首先由别人直接涉及毛泽东的个人责任问题，然后再由他自己本人做出自我批评，可能自中共“七大”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对于敏感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样的一种信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很可能会萌生出另外的想法。敏感的学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闭幕，第二天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27]显然是对这个会议有所不满。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还不行，以后每年都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他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8]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即使说者无意，我们也不能排除听者有心。1962年3月，刘少奇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的教训，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人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话。事后他也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印发这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 [29]无疑，这已触及到了毛泽东的敏感之处，留下了深深的政治隐患。

　　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就曾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30]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推翻我们”这样非常危险的词汇，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不在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第四件事，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1963年至1966年，我们说发动了一个“四清”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第二年，1964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实施这次运动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甚至严重的分歧。1964年的6月16号，毛泽东在北京的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请大家注意这个地点，很偶然，是“十三陵”。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地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我想的不完全，今晚你们开会研究一下，…… 不要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行，别人都不行，如果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党也没有了，自己死了无办法了。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说什么死了一个人是很大损失，我就不相信。你看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死了吗？死有各种死法的。敌人打死，飞机摔死，游水淹死，枪打死，包括原子弹炸死，细菌钻死，不钻也老死。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31]在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著名的“九评”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32]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就是”、“就是”、“也就是”的这种强势的语调，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的革命事业能否持续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一种顶点。

　　而正是毛泽东在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的10月16号，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是一个转机，中国也认为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的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7号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33]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34]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35]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36]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37]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38]晚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39]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40]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41]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42]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43]

没有结束的结语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可能是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的这样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因心肌梗死而休克，当被抢救过来以后，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4]

　　毛泽东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比如刚才说，1975年的10月1号，毛泽东心里很不安，是吧。毛泽东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是说，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说，伟大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我”。

人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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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三）

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三）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转

主讲人：姚国华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四）

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四）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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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姚国华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纪委。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赞同右派，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